幼年记忆中的慈父
幼年记忆中的慈父
我们在童年时代一般不容易了解父辈曾经所承受的苦难。
父亲作为一个男子汉，也许也不愿意把自己在外面所遭受的委屈向他的妻儿们吐露；所以，父亲在我们的眼里就是一个性格古怪、难以相处的人。
父母结婚时租了一间房，房间非常小，靠窗的地方放了一张床，就没有什么地方了。进出要经过一道走廊。外面那条街叫贯中路，是四平路的一条岔道。街的尽头就是上海益民食品厂。
房子小，但价格也便宜，每月租金是五元钱。
有一个情景非常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。那时我一定不满四岁，因为我的小妹妹还没有出生。小妹妹比我小四岁。
那是一个晚上，街道很黑，灯光稀疏；不像现在，即使在夜里，街上也十分明亮。
那是从外公家里回来，父亲背着我，母亲怀里则抱着我的大妹妹，往贯中路的家中走。父亲从下街沿往上街沿跨越的那个瞬间，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。
我家那时候的生活应该比较好，父母两人的工资，加上那时父亲每月还有一笔红利收入，一家四口在当时应该不算穷。
父亲的肩膀宽厚，力量甚伟，是我幼年心目中的靠山。
不过，我们住的房子确实很小。吃饭的时候，用两只方凳一拼，就是吃饭的桌子。有一次，饭菜刚刚摆上来，从楼板上渗下来的水便滴到了碗里。只听楼上房东家的女儿拖着哭腔说，她把洗屁股的水打翻了。父亲一听此话，十分无奈，只好把刚吃了几口的饭菜倒掉。
在我幼小的心灵中，父亲一直保持着作为一家之主的威权。有什么事需要对外交涉，当然是父亲出面。所以，我在许多方面都竭力模仿父亲，我最清楚地记得，在学拿筷子的时候，怎样模仿父亲的手势。在我人生的起步阶段，父亲是我的偶像。
后来小妹妹也出生了。我曾向人炫耀：“我家有个大妹妹，还有一个小妹妹。”小妹妹出生时，我们仍然住在那间小房子里。
穿过走廊，我坐在贯中路的街道边，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。这些行人，大多是益民食品厂的工人。我是一个残疾儿童，不能像别的孩子那样玩耍，只能坐在那只用来助行的小凳子上。我记得那天的阳光，很清丽。那个年代，人们很穷，但环境却很清洁。妈妈刚生下小妹妹，不能出门。我坐在门口，能听见妈妈唤我的声音。
后来我们搬家了，搬到附近的庆阳里，房子比原来的大一些了。房东家好像是捡破烂的。房东家楼梯下的斜角里，堆着很多废纸。我特别喜欢那些有字的纸，总是把它捡回来，抚平，压在枕头下。
我那时每晚必做的功课，就是把双腿架在热气腾腾的木盆上，然后在上面再盖上棉被。盆里是用一种树枝煮的水。这是父亲不知从哪听来的偏方，据说能治我的腿。但是经过很长时间，这种方法似乎没有什么效果。
写到这里，我觉得自己的记忆有点艰涩，大多数时候的记忆中没有父亲在场。
比如庆阳里有一次失火，失火的那家与我家处于同一排。母亲把我和两个妹妹送到对面的拾子家，然后提着水桶参加救火去了。那天，父亲没有在场。当然，那是白天，父亲一定在上班。
一天，两个舅舅，二舅和三舅扛了一块桌板来我家，这是外公让他们送来的。母亲留他们吃饭。吃饭的时候很开心，吃完饭后，两个舅舅高高兴兴地回去了。那块桌板，后来经常是我和妹妹的小床。那天父亲也没在场。当然，父亲也一定是在上班。
在我的童年时代，确切地说，在我六岁之前，父亲留给我的印像都充满了温情。比如，每天晚上都是父亲给我洗脚。冬天，我的病足总是生满了冻疮，都是父亲用热水先把我的脚捂热，然后把疮口的烂肉抠去，再敷上药膏。
但我渐渐地变得害怕起父亲。
是因为我调皮，招致父亲的惩罚而使我怕他？应该没有这么简单。
总之，对父亲而言，生活的担子越来越重，四年的时间里，他就有了三个孩子。这时母亲好像也不上班了，因为她必须留在家里带孩子。
1965年，我六岁，父亲花170元买下了六十九弄的房子。隔几户人家，就是外公的家。我想，父母决定搬到六十九弄，一定是希望与外公外婆他们互相有个照应。但事实证明，这个想法很不可取。
2010-6-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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